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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并非對任何人寫什么字都要錢。那年我們縣公安局戶籍股股長托人對我說，讓給他討幅賈平凹的字，他可以為我辦理愛人和小兒子農轉非。我到西安對賈平凹說了，他當即就說：“那趕緊給人家寫，要咋樣寫就給人家咋樣寫。”寫完后又說：“拿回去人家說不行，咱再給人家重寫。”賈平凹書法值錢后共為我寫過十多幅沒要錢的字，那都
是我個人收藏或者辦事需要，從來沒有拿去做生意。十多年來我為別人向賈平凹討要過很多字，絕大多數都付了錢，價格便宜一些。我倆商定，每幅萬元以下時我介紹的少一千元，兩萬元以下時少兩千元，三萬元時少三千元，依次類推。我和賈平凹講好多少錢，討字者當面出多少錢給賈平凹，我從沒有向賈平凹要過一分錢的中介費。
《賈平凹透視》第十六章《落選茅盾文學獎與中國作協副主席》，寫了賈平凹想當中國作協副主席的強烈愿望，盡管羅列了種種理由予以解釋，但仍給人一種感覺：賈平凹也是個官迷。凡是熟識賈平凹的人都知道，要說賈平凹想當官那純屬無稽之談!賈平凹在《我是農民》一書中寫道：“若論起官銜來，我也是有著相當多的官銜的，小到《美文》雜志的主編，大到全國政協委員。但我從未體會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當成了伙計我是有經驗的。”
把掌柜的當成伙計確實是賈平凹當官的真實寫照。如今在各級文聯和作協、書協、音協、劇協一類文人成堆的地方，爭權奪利常常要比黨政部門更為激烈。一些人在作品中把當官者糟踐得一錢不值，卻在實際生活中為了謀得個芝麻粒大一點兒權力都沒有的作協常務理事鬧得不可開交。以陜西省作家協會為例，過去老革命胡采黨組書記、作協主席一肩挑，似乎還安安寧寧，后來黨政(還不是政)分開，大院里就不斷傳出黨組書記與作協主席尿不到一個壺里的各種信息。當然，這種孰是孰非我們很難斷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07年9月陜西省作家協會換屆時，省委在推薦主席人選時選擇了賈平凹。
賈平凹擔任西安市文聯主席20多年，陪過好幾任黨組書記，從來沒有聽說過他與書記之間鬧什么矛盾。他是單位行政一把手，既不想管人，也不想管錢，更不想管后勤上的瑣碎事。業(yè)務上的事他推不過去，但也是講個大原則，放開手讓人家去干。《美文》雜志初辦幾年他倒是下了一番功夫，組織和親自約稿，每期稿子都要全部看一遍，然后寫篇卷首語什么的。后來具體辦刊同志上路了，他也就大撒手。他對文聯黨組書記最大的苛求就是讓他少開會，每次通知開會他都找借口胡搪塞，還沒聽人家說研究什么問題，就說同意你們的意見，或者說決定了我就執(zhí)行。他平時很少到單位去，因而在辦公室寫了大大的兩個字“我來”貼在墻上，他解釋為：“佛祖叫如來，總理叫恩來，你們常嫌我不來，我寫上‘我來’，就權當我來了。”
如今一個單位無非就是人權、財權和福利分配一類權力，爭也是爭這些東西。遇到賈平凹這樣的行政一把手，當黨組書記的哪個不歡迎呢?賈平凹當了省作協主席后大半年，我碰到《延河》編輯部一位朋友，問賈平凹在那兒工作怎么樣?這位朋友說，這么長時間，我只看見過三回。幾十年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賈平凹坐本單位的小車。當西安市文聯主席可能不夠級別配備不了專車，可單位總還是有輛車吧?當了省作協主席算得上是廳級，卻還是和過去一樣。不久前我聽一位認識剛剛卸任的前陜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雷濤的朋友，講到雷濤向他介紹賈平凹時說：“人家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寫作上，其他的事連過問都不想過問。”這大概也是雷濤當年選擇賈平凹和他搭班子的緣由，當然這樣的作協主席是否稱職，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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